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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主妇联盟的发展轨迹(上)

2015-12-30 16:36    发布者:luoningjiang123    评论:0    浏览:730
市面上黑心商品到处泛滥,当妈妈发现食物有问题,内心非常矛盾,担心孩子吃少了长不大,多吃一口又怕中毒。1990年代之初,当台北很多妈妈一起讨论这个矛盾时,一个机缘诞生了,大家想一起来买好东西,一起来找好生产者,就此缔造台湾共同购买运动。”

市面上黑心商品到处泛滥,当妈妈发现食物有问题,内心非常矛盾,担心孩子吃少了长不大,多吃一口又怕中毒。1990年代之初,当台北很多妈妈一起讨论这个矛盾时,一个机缘诞生了,大家想一起来买好东西,一起来找好生产者,就此缔造台湾共同购买运动。”陈秀枝讲起话来双手握拳,言简意赅。

眼前这位40来岁的台湾妇女即是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以下简称“主妇联盟合作社”)的第三任“理事主席”。1991年台湾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消费质量委员会,两年后,消费质量委员会第一次以“共同购买”集结“消费者力量”,共同寻找生活必需品,直到2001年,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正式成立,力推共同购买运动,十年磨一剑。

主妇联盟的网站

“主妇联盟合作社”如今拥有3万2千多名社员,即3万多户家庭参与,10多万人获益,不愧是近10年来台湾“社会企业”的代表作。陈秀枝这样介绍合作社与一般企业的四大不同点:

  1. 前者由社员出资社员所有,后者股东出资;
  2. 前者是社员共同利用,后者是顾客利用;
  3. 前者是社员共同经营,后者是雇用职员经营,顾客没有参与权;
  4. 前者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提升社员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质量,后者则是追求利润的营利事业,盈余归股东。

“我们要健康,台湾要美丽!”陈秀枝说,这是共同购买运动的理想。

主妇联盟的诞生

为什么“主妇联盟合作社”诞生在台湾,并能引领两岸四地的消费合作运动?主妇联盟环保保护基金会创会董事长陈秀惠这样描述:1987年,在台湾刚解严的新鲜期,有一大群具创意且敏捷的女人决定展开社会改革的行动,犹如现在的“快闪族”,常吸引当时媒体大幅报导。这群女人经多次沟通与协商,取一个很具主体性的名字“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就在1989年国际妇女节,各方期待与祝福下轰轰烈烈地诞生——一批批的女人开始涌进这个舞台!

这个基金会在台湾解严后最初的一段岁月,扮演了积极监督环保及推动绿色消费的观念的角色,与其它民间组织一起领跑台湾NGO事业,推动公民社会向前发展,“一大群具创意且敏捷的女人”华丽转身成为社会进步的新活水。这群女人将行动力投入环保、教育、妇女成长、消费质量、自然步道等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将台湾主妇从窄化的私领域推向丰富多元公共领域之舞台。前些年,台湾建置了12座女性文化地标,主妇联盟环保保护基金会是12女性地标之一。

让主妇的购买力量改变社会

那么,当时台湾主妇们又是怎么敏捷地集体走向“共同购买”这股消费合作运动?答案可以从一个灵魂人物身上查找,她叫谢丽芬,后来曾任“主妇联盟合作社”第二任理事主席。1980年代,谢丽芬的先生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她带着2岁半的大女儿去美国陪读了3年,回到台湾后,女儿竟产生严重的空气过敏反应。面对女儿的过敏症状,谢丽芬决定从日常生活开始改善,她开始让女儿自备餐具上学,并积极到幼儿园宣传停用免洗餐具。如今,台湾幼儿园学童们普遍使用不锈钢碗和汤匙,便是台湾主妇们积极奔走的结果。

谢丽芬的大女儿倪欣回忆,念高中时,她自备餐具,常让同学大惊小怪,被同学视为“好丢脸喔”,当时真正生活的前卫者,似不受到欣赏甚至是被轻蔑的一群。“在当年反核四的时代,大家在冷气房办公,妈妈却在大热天大声疾呼节能减碳,辛勤工作实现她的理想。讽刺的是,事隔十余年,气候变迁成为国际间重大讨论议题,政府官员才终于脱下西装外套,限制空调温度。”倪欣赞叹,“妈妈不仅思想前卫,也是个实践主义者。”

日本妇女消费合作运动经验在台湾的应用

那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不少专业人士纷纷加入基金会工作,将日本妇女消费合作运动经验传入台湾,日本“生活俱乐部生协”的思想开始影响“台湾主妇联盟”这群刚走出家庭的女性,就像支不怕死的敢死队般,百分百投入他们一切所能,发挥过人的正义感与意志力,投入一场又一场社会运动战役。1992年,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成立消费质量委员会,为都市消费者监督把关,迎接全面性福祉生活。“生活就是政治,政治也是生活”的体认,让这群台湾主妇亮出“我是生活者”的招牌,实践“主妇的购买力量可以改变现状”的理想。

消费质量委员会将行动起点选在小区,与小区合作举办“妈妈读书会”、“时间人力银行”等小区活动,带领小区妈妈们一起思考生活,讨论消费,陈秀惠那时常负责这些小区活动,她由此看到一股社会力:“主妇是强大的购买族群,主妇的购买力量可以改变现状。”1993年,翁秀绫、陈秀惠、谢丽芬及林碧霞等人召集一百多个家庭,第一次以共同购买方式,直接向农民购买米和葡萄,“以绿色消费方式,参与台湾土地的关怀”,这是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雏形。

1990年代初,台湾的有机栽培观念尚未普及,只能从无农药生产开始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她们的第一个米农合作对象,是在翻看对方账簿,检查有没有购买农药之后才确定下来的,那时台湾正闹镉米污染事件。在当时有限的有机农业技术与信息下,愿意参与有机耕作的农家,种出来的蔬菜常被虫咬到只剩一圈圈蕾丝花边。但是,参与共同购买的台湾主妇们接受了这些“蕾丝花边”,因为她们知道,这是一个质量与观念的大挑战。不过,她们家里的男人就不一定接受了,林碧霞博士家里就发生了这样一幕:她花了180来块新台币买回来一颗又大又老的瓠仔,削开看黑了一大半,煮一煮上桌,老爷子郑正勇教授吃了几口,却把筷子一丢:“以后共同购买这种东西,不要再买回来了。”

“郑教授筷子一丢,化为共同购买进步的动力”,后来,享名国际的农业博士郑正勇成为生活消费合作社推广有机农业的大功臣,创造不少奇迹,早期共同购买常碰到的“蔬菜太丑、过老”等问题全被解决。尤其是,主妇联盟推动减硝酸盐运动,成为台湾共同购买运动的“世界级骄傲”。共同购买运动开始为台湾的农民与主妇架起一座桥梁,并让买卖摊在阳光下,安全安人心,吸引全社会的注意力。

台湾的一处有机牧场

过渡的“绿主张公司”

要让大家都懂得,“共同购买”是一种合作运动,是一种带动消费意识的运动,是一种人道关怀的事业,是一种服务的组织,不是以追求股东利润为导向的公司,台湾主妇们走了一条“曲线救台”之路。“生活就是政治”,这个公民社会价值在台湾酝酿出美酒,需要十年,但从开创到成熟期的曲线是亮丽耀眼。

在台湾主妇们的主导下,1994年5月成立台北县理货劳动合作社,当年12月发展成生活者公司,到第二年2月,沿革发展出绿主张公司。1995年7月,在台中市成立绿色生活共同购买中心,商号为“绿色生活小铺”。1997年9月,台南绿的关怀协会成立班,开始“共同购买”,当时会员约150人。时至2000年7月,整合全岛共同购买运动的生活消费合作社开始筹备工作,并从绿主张公司的组织架构转型而来。2001年6月16日创立大会,“集结消费力量”的共同购买运动走向正规军。

生活消费合作社作为一个“社会企业”,登记证由台湾“内政部”核发,2002年又分别在台中、台南设立分设分社。前后对比,在1996年台北成立绿主张公司时,共有17为股东,每位入股6万新台币,起步资金102万新台币,后来增资两次。2001年成立生活消费合作社时,社员人数1,799人,出资额为978.81万新台币。发展到2010年,社员已经超过3万2千人,出资额超过1亿新台币,39个站所,320几个班分布台湾各地,员工人数200多人,相当于一家“中小企业”的规模了。

生活消费合作社现任理事主席陈秀枝说:“我们是不小心长大的,社员们因为要买好东西所以踊跃加入。我们不是会经营的人,单凭一腔热血,但感动了大家。我们不是为了营利,是为了社员的福利。”台湾“宪法”因鼓励合作事业而在合作社给予免税,陈秀枝的前任谢丽芬曾说过,这是“肯定人民愿意透过结社自主改善生活,并热心关怀社会公益,除了满足自身就业或生活利用的需求外,社会责任也必须永铭在心”,视界已经豁然开朗。

现如今,也有人质疑,台湾主妇们当初推广共同购买运动,为何不一步到位办合作社,而要多走一条“曲线救台”之路?记者从生活消费合作社那里听到的答复是:“在绿主张公司之前,我们即有组合作社的念头,但当时时空背景无法成立全台性合作社,绿主张公司其实是一段摸索的过渡期。”曾担任过绿主张公司董事长黄利利回忆说,早期当解说员,最常被问:“你们会不会倒?”他都答得很坚决:“只要继续坚持环保、本土作物、扶持弱势,我们绝不会倒。”

主妇联盟合作社的创社理事主席是陈来红。这位台湾主妇联盟的“老大姊”,2007年在台湾大学集思会馆举办的庆祝“共同购买运动15年”系列活动中感慨地说:“想想英国28个工人成立世界第一个合作社(时为1844年,即“公平先驱社”),他们所建立的民主,一百多年都没有人推翻。而在台湾却还缺乏民主合作的素养。我们真的要学习把开会、参与组织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接着,她话锋一转:“过去台湾合作事业失败,是因为变成营利的公司。不晓得合作社会不会变成公司?”“不会!”现场有不少人大声回应。陈来红追问:“用你的生命担保,愿意吗?”“愿意!”现场一片呼应声。据说,当时陈来红鞠躬含笑下台。

创社理事主席如此警惕合作社“公司化”,而这个合作社却经由绿主张公司转型而来,这般曲折,是一群“怪异”的人不轻言放弃才走得过来的。在共同购买初期,是陈来红、谢丽芬、翁秀绫、林碧霞、赖青松等人,既要动脑力又要体力地,既要上山跑产地与生产者沟通,又要载送生活材到家给会员,经年累月才开创出合作社这个“社会企业”正规军平台的。台湾主妇们得到的回报是,与传统商品由“卖方定价”不同,她们是“买方定价”,凝聚“买方”力量,由买方来寻找可靠的卖方、再由双方共同磋商价格,这就是“共同购买”的核心魅力。

比如说,多台风的台湾台风来袭全台的菜价都会大涨,但生活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们却依旧享受“不涨价的菜价”,令人刮目相看,这时要求入社的人就增多。因此,这群思想前卫的台湾主妇这样定义“共同购买”:它一反消费者被动式的依市场商业营销所影响而产生的消费行为,以“我是生活者”的角度,关心自己、关心环境、关心生产者,每位社员都是“头家”。

她们要创造的是一个良性的、以保护环境、公平和正义的另类的选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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